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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中国的历朝历代，对于暴力犯罪的打击，都是十分严酷的，特别是对人生安全的侵犯，更是严厉处罚。

    先看汉朝，在汉代的历史文献中，就载有持质罪的罪名。它被归于“盗”罪的一种，具体的法律条文，因年代久远，现在已经不可考了，李夔前世读警校时，却也了解过相关案例。

    在西汉时，有一个富人，刚刚谋了个侍卫的差使，还未来得及返家，就在途中被劫持了，他的家人被索要钱财。一代名吏赵广汉，是当地的父母官，他听说这件事后，就马上带人到绑匪门前训话，说他们虽犯了死罪，但只要放了人质，还有被赦免的可能。

    两个绑匪素闻赵广汉的大名，听到他的劝说后，就开门放走了人质。

    便是，他们没想到，赵广汉的这般说法，仅是权宜之计，后来两个罪犯还是被依法逮捕处死了，用赵广汉的话来说，那就是：“国法如此，安可私情以徇乎。”

    而到了东汉末期，有个叫桥玄的官员在家休养，一天三个歹徒手持武器冲进他家里，把他的小儿子劫持了，要他拿钱赎命，结果桥玄理都不理。官兵赶来把歹徒包围了，因怕伤到人质，不敢发起进攻。倒是桥玄在一边大声催促，训斥官兵不该因为顾忌他儿子的性命而放纵歹徒。

    官兵闻言一拥而上，结果桥公子被杀害，歹徒也被捕伏法。

    事后，桥玄上奏皇帝，请求颁布诏书，规定凡是劫持人质的格杀勿论，不得拿钱赎命，以免纵容歹徒。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赞同。

    可见在汉代，劫质罪是要被处以死刑的，而且要求官府在办案时，要全力格杀绑匪，不必顾忌人质的安危。

    继汉代之后，曹魏和西晋都有关于持质罪的规定，只是具体的法律条文，亦都已不可考了。

    只不过，据现在的文献资料记载，在曹魏时，持质、劫略、恐吓、买卖人口等几个罪名被一起归入“劫略律”。曹操也曾经下令，凡劫持人质的，一概加以痛击，不准顾忌人质安危。而西晋的律学家张斐，则把持质定义为劫走某人以索取财物，它的特征与威胁、恐吓相近似。

    随着封建时代的发展，到了唐朝，开始有了流传至今的律法条文。

    《唐律疏义》规定：“诸有所规避，而执持人为质者，皆斩。部司及邻伍知见，避质不格者，徒二年(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，听身避不格)。”

    也就是绑架者全部斩。这比起后世都是最严苛的刑法。

    《唐律·贼盗》中，还有“有所规避执人质”一条，可见在唐律中，是把持质罪分为两类，一类劫持人质的目的是索要赎金，往往有预谋有计划地绑架富有人家的家庭成员；另一类是犯了其他罪行，在逃跑的过程中劫持人质，目的是逃避逮捕，这种情况大多是随机发生的。

    依照唐律规定，不管属于哪种情况，也不管情节轻重，只要劫持了人质，罪犯都要被处以斩刑。有责任追捕歹徒的官兵或四邻，如果因为怕伤害人质而没有全力抓捕进攻，也要被判处两年的徒刑。

    唐代的律法十分细腻，还特别规定了例外情况，即如果在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发生劫持行为，如外孙劫持了外祖父母，因涉及家庭内部纠纷，官兵出于人伦考虑，可以暂不追捕，也不会因此被判刑。

    由此可知，唐代对持质罪的规定非常完备，超越了前代的立法水平。

    相比现代来说，这样的律法，是不是会太不人道，无视人权呢?

    但仔细想一想，其实古人有古人的道理：法律明文规定不准放纵匪徒，抓捕不力的官兵也要受罚，这样一来官兵自然不可能顾念人质的安危，必定以逮捕罪犯为第一要务，人质也就基本上丧失了可以被用来索要赎金、逃避追捕的功能，这样有利于降低绑架案的发生率。

    当然，如此立法与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也有关系，国家观念高于个人观念，社会利益高于家庭利益，也是不允许妥协、退让的重要原因，官兵对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绑架犯罪可以不予追究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。

    段知言看着面前李夔沉峻的面容，沉吟了一番，便点头道：“好，就代你之言，判穹东赞劫持绑架之罪。将这厮三罪合并，依律判处斩刑后，再押往凤翔府！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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