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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不良人如狼似虎，迅速将他们强按于地，便开始棍棒齐飞地加以痛打。

    棍棒横飞，扑落如雨，打得这玄敬与庆正二人在地上哇哇哀嚎。

    二人拼力挣扎，却被另外的不良人给强行按住了手脚，哪里动弹得了。他们二人吃痛不堪，只有脑袋还能活动，在地板上磨来磨去，结果把下巴上的胡须尽皆磨脱，血肉淋漓，看上去令人心悸。

    饶是如此，一旁的节度使李昌符，不良帅邢行等人，皆是冷眼旁观，对于他们这般惨状，根本就视若无睹一般。

    而见节度使与不良帅均不发话，那些下狠手痛打的不良人，只得愈发咬紧牙关，着力痛打，竟是打得越发凶狠凌厉，很快玄敬与庆正二人的脊背与屁股，皆是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

    见得这般痛打，李夔微微皱眉，却并不加以阻击。

    因为他知道，现在这般暴打这二人，看起来是邢行的主意，其实不过是他揣摩节度使李昌符的心意，才做出这般主张罢了。

    而一心指望着要从这二人口里套出自己母亲下落的李昌符，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二人的死活，现在的他估计在想着，只要能取得口供，哪怕把玄敬与庆正二人给活活打死了，那亦是不足为怪。

    但李夔这个来自现代社会的穿越者，对于这样的刑讯逼供，心下还是十分不愿接受的。

    但在中国古代，刑讯逼供这种残酷黑暗的法律制度，却是历史悠久，贯穿千年。

    早在西周时期，那《礼记?月令》就有记载：“仲春之月……毋肆掠，止狱讼。”“肆掠”指的就是刑讯，仲春之月要停止“肆掠”，也就是说其它时节是允许刑讯的。而到了秦朝的时候，当时的刑讯制度规定：能根据供词追问，不用拷打而得到案件实情的是上策，而用拷打的方法得到实情的则是下策。在审理案件时，必须“先尽听其言而书之”，让犯人充分陈述，把话说完，再根据疑点发问，经过多次追问而仍然欺诈且拒不服罪的，就要依法“笞掠”。由此可见，秦律虽然提倡不用刑讯逼供的办法审案，但也承认了刑讯的合法性。

    到了西汉之时，当时的司法机关在审讯中，也和秦朝一样，把犯人的口供作为判决的重要依据，进一步确立了刑讯制度。按汉律规定：如果判官认为罪证确——而犯人却仍不认罪，就可采用刑讯的方法。这种法律制度，自此成为中国审案制度的主要模式，后世的唐宋等朝—，也大多依照汉朝的规定。

    当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审问制度比起早先的时代，还是有些微的进步。

    比如，在《唐律疏议》记载：“诸应讯囚者，必先以情审查辞理，反复参验犹未能决，事须讯问者，立案同判，然后拷讯。”唐朝由于审判经验的积累，刑讯方法也制度化，如规定拷打犯人不得超过三次。

    但是，这样看似带有人情味的法律制度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却是十分地缺乏约束力。就连唐朝皇帝自己，也承认司法机关“肆行惨虐，曾靡人心”。而在女帝武则天时，为排除异己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她启用了一大批酷吏，刑讯逼供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    比如著名酷吏来俊臣审问犯人时“不问轻重，多以醋灌鼻，禁地牢中”。在这种威逼下，囚犯“战栗流汗，望风自诬”，许多良善之人被屈打成招，导致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发生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古代刑讯逼供的制度化，不仅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，还与古代的定案方式本身有密切关系。古时候，犯人的口供历来被认为是判决的主要依据，明朝规定“必据犯人之招革，以定其情”。清朝说得就更明白了：“断罪必取输服供词。”

    但是，这样的制度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到底要怎样才能得到口供呢？犯人如果自愿招认，那自然好；如果不招认，那就必须使用刑讯了。特别是有些特殊案件，上级严限时日催促结案，刑讯逼供就成为必要的手段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到了当今社会，刑讯逼供作为是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，已从法律条文中加以杜绝。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也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应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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